关于历史的分期，伯尔曼认为，马克思总结每个社会都经历了从亚细亚的或奴隶制的经济到封建主义、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并不能说服人或者说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20]因此，在法治秩序建构的过程中，法学家必将扮演重要的角色。[39]前注[34]，钱弘道书，第29页。

在法律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内法与国际法、国家法与非国家法等各种形式的法之间以极其复杂多样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因此，对于中国的法学研究而言，如果不顺应全球化趋势，进行法律制度的选择和重构，如何推进世界法治发展的进程。[16]这里，法学家被赋予了管理法律使其产生实效的权力，法学家行使这样的权力必须遵守法律，但是他们始终肩负着运用其所掌握的知识对法进行改造的使命，以实现法治的理想。例如，号称辽宁省首黑的主角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死缓，曾引起了司法界、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强烈震撼，社会舆论出现一边倒的情况。[41]只有不断学习，吸收新知，通过这种方式关注人类的发展过程。

当下的法学家必须从新定位自己，确立不断学习，认真思考，面向全球努力贡献的新理念，只有这样才能肩负时代的使命。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

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例如在《管子传》中，梁启超把管子与霍布士对比。他指出：二十世纪之时代，非无为而治之时代，亦非实行无政府主义之时代。[31]前注[30]，陈启天书，第110—115页。

梁启超把管子与霍布士对比，是牵强的。泰西之学，以保护治安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仍人人不得稍越法律之范围。

他很赞同霍布士所说：国建而法制生，于是人人之权利，各有所限，不能相侵，于是正不正之名词始出焉矣。的议论，指出抑知申韩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胁，实专制之尤。第三，旧战国时代的历史，是从封建政治转变成君主政治。《管子·法法》日：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

如《管子》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又何怪我国数千年来，祸乱相寻，求治之难，难于上天也。流风余韵，东渐三岛，何其盛也。[22]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卷），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91页。

[15] 魏刘邵：建国立制，富国强人，是谓法家，管子商鞅是也。其立论根据，亦多不合逻辑，非颠扑不破者。

这个由一位二十世纪西方法学顶尖人物提出来的理论，与我国二千多年前法家人物对于法的认识，有惊人的不谋而合之处：我们可以看到，富勒所提到的八点的每一点，都可以在法家学说的经典中找到。[10]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编：《中西法律传统（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4页。

上不行则民不从，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这都说明官方行动与已颁布的法律的一致性。让我们看一看积极倡导法家复兴的陈启天，是如何分析新、旧战国时代的相似处和相异处的。[18]梁启超认为：正是因为孔孟老庄诸主义（人治主义、礼治主义、放任主义），不足以救时弊，于是法治主义应运而兴焉。[2]参见常燕生等：《生物史观研究》，上海大光书局1936年版，第240页。[13]参见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2页。所以，中国要维新图强，就要实行法治主义。

正如陈启天所说：新战国时代列强最有力的思想如‘国家观念，‘法治观念，‘军国观念，‘国家经济观念等等也与旧日法家思想有几分相近之处。法家是讲求‘信赏必罚的，若认为法家都是不对的，那么‘信赏必罚也不对了？‘信赏必罚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18]前注[10]，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书，第110页。二是忽视个性自由，把人看做布帛土石的物治主义。

[1]他们探索着，试图找到中国通向法治之路。他们发现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先秦法家思想，与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很有研究价值。

以视法家理论之精密谨严，步步踏实。[12]中国古代法治只约束臣民，对君主并无约束力这句话，只是针对中国古代的法治实践而言，而不是古代思想家们的理论观点。这类观点完全否认法家理论与现代法治理论的共通性，本人不能苟同。[40] 但梁启超也指出法家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缺乏民主精神，立法权不能正本清源，因为法家之法是君主所立，而非出自人民，君王可以随意地废法、立法，法律不能起到限制君主的作用。

法家的思想正是往这一条大路走的。[29]因此陈茹玄强调提倡法治的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

故旧战国时代尽力谋求富强，新战国时代尤其尽力谋求富强，不富不强的国家，便不能生存于旧或新的战国时代，这也是无二致的。对于他家学说不求甚解，斥为异端邪说，笼统抹煞，数千年唯我独尊。

[20]所以，当今之世，亦急需法治主义以救时与存国，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稍有识者，皆能知之。进入专题： 新法家 。

[5]参见夏勇：《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160页。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3、还原历史中的真实因果关系 伯尔曼把马克思的理论总结为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注意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所指的社会理论，从内容来看，是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西方法律传统也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两个方面：法哲学方面，关于法律是基于理性和道德还是仅仅只是政治统治者的意志这个问题，法哲学家们一直争论不休，并可以推定，他们将继续争论下去。

注意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所指的社会理论，从内容来看，是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教皇革命导致世俗政治法律权威的增强，随着世俗法的崛起，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之间对管辖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封建法、庄园法、商法、城市法、王室法对教会法体系的模仿或领地的争夺，使得世俗法律体系也迅速地走向体系化、完善化，进而导致了12世纪法律的大发展。

他宣布，罗马教皇在整个教会中拥有政治和法律上的至高无上地位，僧侣不受世俗的控制，教职的任免权是罗马教皇及教会内部的神圣权利。我们的文化面临全面崩溃的可能。

现在，我们不仅作为个人，并且作为民族和以民族中各个集体的名义提出同样的问题。Exploring the Origins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William W. Bassett,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85, No. 7 (Nov., 1985), pp. 1573-1584. 总体性危机是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提到的，一种许多男男女女在他们年过五十就能经验到的那种危机。